笑給天看╱ 吳 念真

 

生平最喜歡、最愛看，也最怕看的電影，是義大利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之一的《單車失竊記》。 說喜歡，好像也講不出什麼偉大的道理，就是有感覺、有共鳴、百看不厭； 說怕看，則是因為每 看必哭，而且隨著年齡增長，自制力不增反減，看了會哭的段落還一次多過一次。 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。 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，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。 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，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，腳踏車就被偷了。 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，沒找到。最後，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。 最後的結尾是：在兒子的注視下，爸爸失手被逮、被責打、被奚落、被侮辱。 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——貧窮， 以及求生。 之所以有共鳴、有感覺，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，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。 比如，進當鋪當棉被，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。 比如，爸爸找不到車子，肚子也餓了，竟然帶兒子進餐館，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。 哦，對了，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，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，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：未來會很好！ 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？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，現在當然知道——只要是貧窮，都有同一個面貌，不管在哪裡。 不同的，有。 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，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，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？ 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？當然是一群婦人，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。 遠的不說，說近的的吧。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，田裡女人在施肥，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？ 她們說：「在忙啊！」忙什麼？我問。 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：「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！」 去年母親過世。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，又善於講故事的人。 經驗中，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，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，說他如何有學問、待人如何仗義等等； 回到家裡，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， 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，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， 以及，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，理由是：「書念多了，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，黑白想。」 難怪自己有時會自省：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，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？ 我簡單的歸納是：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，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。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，午後醒來，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：「天無天理！」 而同一個時候，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：「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！」 這是家裡的例子。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，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，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、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，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，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，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。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《佐賀的超級阿嬤》。 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《單車失竊記》，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，後者凝重深沈；前者的主角是阿嬤，後者的主角是爸爸。 阿嬤以逆來順受、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，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。 同樣的時代，同樣的戰敗國，面對同樣的貧窮與生存， 卻有不同的態度，差異彷彿無關國籍，只在性別。 讓我們一起想像，1946年夏天的某一天，戰爭結束不久，在義大利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滿街找腳踏車的同時，日本佐賀有一個阿嬤正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，正開心地回家，她的腰間綁著一根繩子，拖著一塊磁鐵，一路走，一些鐵釘鐵片正往磁鐵集中。 傍晚，當義大利的爸爸不顧兒子的哀求，正在打開別人腳踏車的鎖匙時，日本的阿嬤正從磁鐵上取下一堆歹銅廢鐵，笑顏逐開。 當義大利的小孩驚慌無奈地看著爸爸被眾人責打、嘲弄的時候，日本的孫子看到阿嬤得意地跟他說： 晚上有野菜雜炊可以吃，是河濱免費超商送來的！ 閱讀最大的樂趣無非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互交換印證。 讀完最大的感想是：我母親說，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。 佐賀的阿嬤卻更犀利，她是：再艱苦，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！           笑給天看╱ 吳 念真